我的咨询要做多久？
关于时长的讨论，往往是心理咨询一开场就必须直面的挑战。说到底，每一位来访者都需要一个答案。咨询师给的这个答案不仅关涉到来访者对金钱与时间成本的预估，更如同一把标尺，丈量着他们准备将自己的情况敞开到何种程度。还有，答案背后潜伏着来访者对咨询师的初审：你是否理解我的情况？你是否有经验、有纲领、有目标、有决心？咨询师给出的答案及其理由，仿佛构成了其职业形象的坐标。
然而，如果此时咨询师口中说出的是：“我也并不知道”，这将会是多大的挑战？面对一个对心理咨询不了解的人，面对他字里行间对于效率的需求，咨询师承认不知情仿佛在初步筛选中就自证了无能。一个对自己工作方向语焉不详的人，如何能让一个为痛苦烦忧的人相信，他并非赤手空拳，而是有能力和自己共同经历这场未知的挑战？
所以，并不意外。许多从业者选择履行一种给予的义务，这在两个维度上达成了一种对需求的合谋。
在第一个维度上，是技术层面的精准满足。咨询师提供极其具体的信息，例如治疗共计16次，承诺一套既定的方案，并由理论与临床经验全程护航。在这个过程中，识别情绪、捕捉自动思维、拆解核心信念，并确保这些改变能落实为生活的作业。操作手册早已为我们定制好了一双40码的鞋子，只要来访者愿意沿着鞋子的轮廓对自己的脚进行手术——切掉多余的，补足匮乏的——便能穿上它走在大街上，不再感到（至少是当下的）痛苦。
在第二个维度上，是功能层面的直接顺从。心理咨询行业的每一个层级似乎都在按照客户设定的脚本运作。在一个资本运作构成的食物链之中（这里并没有任何负面的态度），许多小型心理咨询机构的存活方式是对于来访者的顺从。例如，一些家长的诉求是借助咨询规训孩子，一些伴侣的诉求是利用咨询挽回配偶，甚至有人仅仅是需要一位咨询师加入其正义的战线，共同斥责他人的过错。咨询师更像是一个镜像或一个帮凶，必须要化身为来访者延伸出去的一只触手，去抓取、去纠正、去入侵那些令来访者不满的现实。（这种婴儿是的无挫折喂养的风险在于，它最终会将来访者在一个虚幻的关系中，喂养成为高度缺乏反思能力的人。这点正是心理咨询目标的一个反面。）
我们常斥责国内市场的混乱，但有时也会忘记这种斥责中的矛盾性。当我们说上述诉求是乱象时，本质上是因为咨询师在不同层面上与来访者的现实要求达成了同谋。当咨询师顺从并成为来访者延伸出去的需求触手时，这便构成了伦理上的失职。
然而，倘若遇到上述情况的咨询师不愿成为这只触手，他们又难以维生。当一个痛苦万分的来访者前来寻找最后的希望，询问需要多久时，那些隐藏在问题背后的不安——关于理论、纲领与决心的确认——正急切地等待着被确认。此时，咨询师若仅仅回答我不知道，却又在咨询后收取数百元的费用，对于那些听信咨询有效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打消积极性的了。
忍受自己的无知是很难的，不向来访者进行一种保证也很困难。因为不仅是因为作为咨询师归根结底是一种工作，来访者也在意识层面期待着这种保证。或许，正是由于我们（不仅是来访者，同时也包括从业者）对自己所确信之事的偏执，整个行业不断往一个不断满足直接意识要求的方向前进着。咨询师收费并得以谋生，继而成为来访者入侵他人或适应环境的工具。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临床学科，始终在进行着一种抵抗。至于这种抵抗是否有价值，我们只能等待未来的检验，但我们或许能够在今日展开说明这种抵抗的逻辑。
这种抵抗在时间和目的上进行着。简单来说，在时间方面，它没有办法回答“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在目的方面，它没有办法回答“要到哪里去”这一问题。上述这两种抵抗，是对精神分析理论权威性的一种悬置，也是对分析师权威姿态的撤回。在一个精神分析的临床关系中，正如拉康理论中所强调的，分析者才是那个真正掌握着真理的人。
我曾在国内某家颇具权威的市立精神卫生中心，见到过一位患有广场恐惧症和社交焦虑障碍的年轻患者。当他置身于教室时，会感到强烈的眩晕，他确信自己正被某种目光凝视着、评判着，这种眩晕感常使他当众昏倒在地。这些挫败的经历让他愈发退缩，晕厥也随之扩散到了任何公共开放空间，如商店、停车场或操场。最终，他不得不接受精神科的住院治疗。
”根据他的描述，那里的治疗呈现出一种标准化的图景：每日按处方服药，并定时参加团体治疗活动。其中一项活动令我印象深刻：他与其他具有类似症状的患者被要求轮流上台讲话、读诗。在这里，医生的治疗理念是极其透明的，即一种基于行为主义的暴露疗法。医生试图让患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又一次登上讲台，通过一次又一次观点发表与诗歌朗诵，获取台下的掌声。医生期望这种经验能够强行修正患者的认知：瞧，即使我站在台上，也没出什么问题。
在治疗开始前，当这家医院的负责心理治疗师制定治疗方案时，治疗的目的已然鲜明地在场。这种治疗的意图极其明确：病人应当能够灵活地应对社交场合，能够欣然接受他人的掌声，能够自由地穿梭于商店、停车场或操场。而通向这一终点的路径同样清晰可见——让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回到他曾经跌倒的地方，通过机械地制造他成功站起来的时刻，试图以此覆盖过往的挫败。
这种对于目的的迷恋，与前文所提到的对手册化、标准化的追求如出一辙。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对现实要求的服从：如果来访者的痛苦是因为无法进入广场，那么治疗的终点就必须是广场；如果来访者的焦虑源于他人的目光，那么治疗的任务就是训练他去享受这种目光。
在这种逻辑下，咨询师或医生很难关心那眩晕背后究竟承载了什么样的个人史，也没有视角关注这一昏倒在地，是否是在无意识的层面对患者进行着一种保护，即那些借由昏倒而不用看见的恐惧。治疗变成了一场关于功能修复的工程，而咨询师则是那个手握图纸、监督进度的工程师。这种对目的的预设，是不是对一个主体的另一种入侵？当医生宣布治疗的终点是广场和掌声时，他也在同时关闭这个主体的其他可能。
精神分析的抵抗恰恰发生于此。它倾向选择悬置这些显而易见的目的，不去过早的预设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模板，这种模版带着精神分析师高度个人化的影子。任何由他人预设的目的地，无论看起来多么充满善意和阳光，都可能成为囚禁主体的另一座牢笼。
因此，精神分析抵抗着目标，抵抗着过早地回答要到何方这一问题。
如果在一段临床关系中，一个来访者的真实欲望是去往一个不与人接触的地方，那么他就不该被迫在那些完全不关心他的人面前机械地表演诗朗诵；相反，如果他的欲望是成为一个能在台上激情演讲的人，那么他应当自主地选择并承担起这份决定的责任；而如果他的欲望正在渴望掌声与避世之间挣扎着，分析师应当做的是与他共同经历这份挣扎，无论这种经历对于双方而言是多么焦灼。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目的地的悬置，精神分析无法给出关于要多久的明确承诺。但是它的核心伦理在于，分析关系不应在一种封闭的二元结构中，演变成来访者永远无法脱离的拐杖。
接下来，精神分析也同样抵抗着时间，或者说，抵抗着时间的限制。
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似乎总难逃脱被妖魔化为一种“吸血”行为——仿佛医生不希望患者痊愈，故而故意留下肿瘤而切除正常的器官。总之，疗程的漫长有时被恶意地与分析师的个人品质或职业操守挂钩。一旦这种联结成立，治疗的长时性仿佛便失去了所有的正当性。
事实是，这类质疑已持续百年，从上个世纪始终延续至今。面对重重非议，弗洛伊德曾给出一个极简却又合理的描述：“若有其他更优之法能达成同等疗效，那自然再好不过；但如果那些所谓’速成’的方法，在成果的彻底性上远逊于这种耗时耗神的长程疗程，那么坚持后者便是理所应当的。”
并且，我个人认为，这种质疑应当长期存在，应当持续不断地考问精神分析长时性的合理性，考问每一位投身于长程分析的分析师。这种质疑能有效防范滥竽充数的情况，避免因从业者个人素质或伦理意识的欠缺，而造成对治疗时间的无端消耗。质疑也时刻拷问着每一位分析师：他对自己所实践的长时性是否有正当的理解？他如何确保自己不是在盲目且倦怠的惯性中，如那些套用模板的心理治疗一般，毫无意识地执行着这一切？
究竟是为何无法确定时间？
首先，因为无意识的展开并不是直接的。不同的来访者进入分析之中，他/她一开始谈论的内容或许各异，但这些内容往往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些内容有一些是经过反思的，有一些则是以症状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我们可能听到两种问题：
“我有严重的强迫症，我总是担心煤气没关，经常会有闯入脑海的某些画面”；
“我困在一段非常恶劣的关系里”；
“我感到职业倦怠，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我想自杀。”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主诉并不是同一个维度的主诉，要理解背后的问题，所需花费的时间是不同的。除非，我们假定每一种困难都应该被直接看为一种应该被消灭的困难，并且有一套合适的方法让他们学习，以抵抗这种困难。然而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这些主诉不仅仅是内容不同，同时也反映着来访者对于自己身处的困难的理解层次并不相同。 “我总担心煤气没关”和“我在一段很恶劣的关系中”这是两个不同水平的主诉。有时候，前面的内容，需要来访者花大量的时间才能理解这种症状与自身的关系。而这本身已经蕴含了“这位来访者对于生活中的不适和人际关系的关系。”
因此我们说，这些主诉层级是不同的，或许一个有经验的分析师会有一套自己的假设，基于他的理论与经验，他大致有一种理解其症状的思路。但是，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重点不是从业者把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说给对方，而是对方在自己的言说中理解这一切。如果是后者，分析的修通和效果仰赖于来访者本人的自由言说，那么每位来访者与其无意识的距离不同，各自使用的防御方式不同，人格发展的水平不同，甚至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同，这就势必会导致分析的时常是不相同的。如果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对于自己的问题进行反思的人来说，他所需要的理解症状的时间将会非常漫长。
统一的时常建立在：一种分析师的理解并直接解释的基础上，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保证治疗时常一致的方法。但不幸的是，这种对于症状的改善并无益处，这种只带来变好的幻觉。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维持咨询师们对于治疗成效的幻觉，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其次，不同的来访者的敞开程度也不同。对于严重创伤的人而言，像一个他者敞开自身的经历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而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这种困难就少得多。曾经在精神分析内部出现过某种治疗技术，即分析师对于分析者的顾左右而言他进行打断，以暗示他们应该向分析和分析师敞开他们的无意识。然而这种方法只能是将严重创伤的人推开分析，在这里借用比昂的两个概念可以很好的说明：因为对于一个他者的敞开并非一朝一夕，一个传说中“专业保密的框架”不过是一种知识（knowledge），而不是一种真理（truth）。来访者言说的勇气不基于分析师的承诺，而是基于承诺履行的经验。
我曾见到过一个号称是某学派精神分析师的人，TA在主页中写到自己工作中秉持着温尼科特的抱持性的环境，而在咨询中和咨询后，面对来访者的内容她哭的不能自已，并且到咨询结束后还在哭。TA认为这意味着真正理解了来访者，但事实上这带给来访者的只有惊愕，因为来访者所恐惧的事情也实实在在的吓到了他的咨询师。换言之，分析师的言语中所提到的“保持”作为一种知识（knowledge），被与之截然相反的真理（truth）推翻了。
上述的内容是为了说明，不同的个体，体验到这种truth的时间并不相同，我们同样无法假定某一人能够在第几节分析之后达到这样的状态。相反，只有对于这一内容的忽视，才能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
最后，在精神分析中。理解总是事后的，在某一节的分析中，分析者所说出的话，做过的梦、甚至精神分析师的反移情，没有办法做出迅速的理解。这些信息没有办法被迅速的理解，通常的情况是，在之后一个偶然的时候，患者自由联想中的另一个片段成为了理解之前这一无法理解的信息的关键。
综合上述两个部分，我们说，精神分析很难成为一种格式化的治疗方式，但它又的的确确是一种临床技术、临床学科和治疗方法。它反对批量制造出相似的人，因为这种批量生产和社会多数价值规训边缘值的方式，恰恰就是这些主体痛苦的原因。
2026年5月14日
孙晓坤